“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，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。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，每个人，无论恶棍或良善，都可以取而用之。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，以‘叫魂’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。”
1786年，清朝弘乾隆年间，有一位叫计兆美的人在杭州行乞，却在某个深夜里，因为口音不同引起了当地人的注意，先被一大帮人围住殴打一顿，押到衙门，又要拷打。计兆美屈打成招，只好说自己就是来“叫魂”的：他用两张符纸咒死了两个小孩——小孩的名字是他胡编的。结果，新的一轮拷问开始了，县官要求他供出是哪里得了这些符咒，又是谁在指使他“叫魂”的……
当时，浙江地区的妖术恐慌已持继了一段时间。虽然各种各样的“妖术”几乎都没能确凿地审出来的，但最终，案情汇总到了乾隆皇帝那里，引起了统治者对那些游离在统治秩序之外的人们的恐慌：担心他们剪人发辫的“妖术”，会破坏“国家制度”（满清的剃发制度），更担心会引起谋乱。于是，朝廷把“妖术”作为一项重点来追查。
这个故事来自于孔飞力的《叫魂》。之所以想到这本旧书，是因为最近明星赵薇深陷舆论漩涡，而牵涉的事件竟然与某种妖术有关（不了解情况的人，可以搜一下“万惠”）。
就是说，赵薇曾陷害某网站的负责人吴乐水及其妻子万惠，并曾给粉丝孩子取名“吴乐水”，“将自己害死的人的名字送给了粉丝的孩子”，是希望其死后永世不能翻身。虽然后来赵薇一方发声明称根本不认识吴乐水和万惠，也有网友查出此事的时间节点处处错误，纯属子虚乌有。不过那不是重点。重点在于，赵薇在新片里启用了一个被视为“台独”的艺人。虽然该艺人在声明他不是“台独”，而且他演出过的多部片子一直都可以在大陆公映，赵薇的新片也通过了备案；赵薇甚至已撤换了这位男主角，都不能平息争议。赵薇因此被揭发：她和马云是共济会成员，能量通天，“资本操纵”，连团中央的微博都敢删，并控制了热搜榜，背后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。
事情发展到这里，便是对智商的羞辱了。有人说，原来赵薇发动了土耳其政变来掩饰自己的恶行，原来赵薇安排了今天早上太阳五点钟的升起，原来赵薇是三体的破壁人，原来赵薇是想破坏神盾局的九头蛇……而且，凡是替赵薇说话的所谓“大V”，都受到了无差别的人身攻击。还有人列出了一个收钱洗白赵薇的“名人榜”，连首富之子王思聪也榜上有名。
这种以“爱国”为名号衍生的攻击行为，实在令人无法消受。除了个别起到诱导和组织作用的大型组织、某些商业机构和营销号之外，很多参与攻击的个体，都是真诚的，是担忧赵薇背后的“通天势力”的。他们在攻击他人时不仅理直气壮、正义在身，而且真的相信邪恶力量很大，并为此忧心忡忡。
这种恐慌，与十八世纪时的“叫魂”妖术流行何其相似。只不过，这一次的“妖术”，并非“万惠事件”或“共济会”，而是“资本控制”这种具有现代表征的玩意儿：看，居然能把团中央都黑掉了，让团中央可怜巴巴地“求不删”，还把网友的微博评论和点赞都删掉，还能发动那么多各种“大V”为其洗白。进而，她背后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角力，这实在是太可怕了！
问题是，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，删帖禁言封号不是很日常的一件事吗？哪天不删成千上万条微博，封无数个号，怎么就没人惊诧了呢？怎么有个明星删了攻击她的帖子（况且微博官方也出来辟谣了）就觉得世界末日了呢？
说到底，他们担心的不是“资本控制”，而是被“不爱国的资本的控制”（虽然这不是真的。而且，赵薇参加过国宴，习近平还曾把她推荐给韩国总统）。今天人们所恐惧的并不是“妖术”“共济会”，甚至不是“资本控制”，而是“不爱国”。辟谣是没有用的，十八世纪末的哪一次的“叫魂”妖术哪一次是真的？恐慌还不是照样越闹越大。
问题是，任何人，无论贵贱都可以指称别人为叫魂犯。《叫魂》一书中深刻地指出：“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，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。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，每个人，无论恶棍或良善，都可以取而用之。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，以‘叫魂’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。”
实际上，不管中西方，在非文明时代里，常会有某些罪名，非常好用，只要抬出这种罪名，不需证据可以打倒对方；它是悬在所有人头顶上的剑，是公众的恐惧之源。而这种恐慌，并不是你们以为的由愚昧的民众自发形成、扩散开来的；其实，它是上层社会根据政治目的，自上而下发起的：它想让你看到什么信息，你就相信什么信息。
比如在十七世纪的欧洲，宗教改革的社会背景下，“女巫”就是一个非常便利的罪名，他们可以用敦促女性“供认”出审讯者想听到的最变态的性刺激行为，捉巫事业让律师、法官、牧师和审讯者没有失业之虞，雷米十五年之内处决了九百个女巫，三百年间，至少有六万多人被以行巫术的名义处决——惟一的困难是如何尽量多地找到和杀掉女巫。（埃克·伯科威茨《性审判史》）
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：既有十一世纪时，欧洲基督教会会炮制或散播诸如犹太人用基督徒进行血祭的诽谤、犹太人指使别人投毒的谣传；也有十九世纪中后期，中国指斥洋人教堂拐骗小孩、并且用小孩的内脏器官制造药物、吃小孩的心肝等传言；更有“文革”时随手指谁谁就是走资派、资本家、工贼、反革命等等的全民癫狂。
其实，各个社会层面的目的是不一样的。乾隆皇帝追查“妖术”，是想通过事件来加强对官僚体系的控制，并清查民间的“异见”；各级官员对“妖术”调查的积极配合，是想瞒上欺下求得自保或获利；民间对“妖术”的恐惧，则是信息掌握不全之下的盲目。出发点不同，却殊途同归。“妖术”恐慌，从来都不是民间自发的。而发自内心地担忧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被一个女明星分裂，排队对明星及其同情者进行辱骂，这种浩浩荡荡的爱国方式，也不会是民间自发的，否则早就被第一时间被屏蔽了。
我们很难解释，是否在我们的世界里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，又是对每一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。因为没有真正的道德准则，明知一种东西（比如权力）是非道德的、不合理的，但因为有用，我们就拣来用；但想丢弃的时候，那种东西已经被别人非道德地施行在我们自己身上了。
我们常常想象着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，我们能有幸占据主导权，成为社会的施害方；殊不知，我们很可能是那个受害者。这就是协从不正义的代价。
《叫魂》一书对乾隆时代的总结是：“中国的帝国制度本身是否已达到了非使‘政治罪’成为政治生活一部分不可的地步？”检讨一下，我们现在是这样了吗？
我希望，它永远不会成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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